在一个家庭里，无论孩子有多少心理或行为方面的麻烦，只要学习过得去，家长一般不会带着孩子去找医生。更是孩子的学习不好，家长很容易从孩子身上找到“原因”。在我的门诊，我会问：“如果你的孩子心理问题治好了，父母怎样看出来？”父母的回答常常是：“孩子能做到爱学习和学习好”。

有一个家庭，父母都是高级知识分子，家庭经济不错，孩子的学习环境和条件都很好。父母事业有成，对孩子的期待也高，打小就让她学外语、画画、钢琴考级、游泳比赛，可谓全面发展。可偏偏到了14岁（初二），女孩得了“社交恐惧症”，见人就脸红心慌，严重的时候不能坚持上课。父母虽然好展开，看到如此痛苦的孩子不得不软下心来，给孩子充分减压。孩子的上学成了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她本是班上的尖子生不久却成了学习的“困难户”，家长身处两难，内心焦虑日渐明显。

面对这样的家庭，心理医生不会鼓励家庭继续替孩子减压，而是要父母看清家庭内部的互动是如何把孩子的“问题”扩大成家庭的问题。父母需要维持家庭的内在规则，孩子必须自己面对她成长的压力。比如，承认社交恐惧会影响孩子的人际感觉，或者会影响她学习的效率，但不会影响她校外的生活与学习。我们会跟家长说，真正的问题不是“社交恐惧”，这种恐惧人人都会有，人人都要学过这关。真正的问题是恐惧引发的对成长责任的“逃避行为”，不鼓励逃避，就减少了恐惧的负性影响。父母有意减少对孩子“社交恐惧”的关注，孩子的麻烦也会少一些。

心理医生在帮助问题孩子学习自我控制与自我放松的同时，会按照家庭对治疗的期待做一些工作，如着手为孩子重建一种行为规则，或督促孩子去完成一个学生应该完成的学习任务，乍看起来，像是心理医生在替代父母给孩子施压。

社交焦虑使孩子可以不遵守社会规则，随心所欲地活着，还能不被父母责难，这问题使孩子获益。这样的获益虽然不是孩子预知的，但逃避压力后的心身松懈，会使孩子的病慢性化。心理医生过多纠缠于改变孩子的症状，忽视强化她进取的欲望，也有可能弱化孩子的能力，使她固结在对疾病的恐惧中。反过来，我们接受社交焦虑是一个最普通的情绪现象，把关注放在孩子表现正常的生活情景里，给她一个她自己还不错的暗示，孩子对焦虑的关注也会减轻。

我们不把“病”看成是一种外部强加的东西，而把它看成是孩子内部愿望的一种“婉转”表达，把它解读为一种与父母互动中的需要。这样，问题的受害人就演变为问题的行为者，孩子不得不面临对疾病新的感觉。我们甚至会装着很惊讶地问题孩子：“你怎么做才能让焦虑控制你，怎么做才能让父母允许你舒舒服服待在家？”我们会装着欣赏她，说她很特别，有特别的办法来应对别人应付不了的事情。

在帮助孩子处理焦虑的同时，又要孩子学习与焦虑做朋友，把焦虑看成是人生的一种发展动力。我们诱导孩子说出我们想让她说的话，并向她保证不去告诉父母，等孩子流露她的真实想法后，我们尝试跟她达成私下的协议，讨论如何做才能让父母大吃一惊。我们与孩子讨论改变的阶段性目标，这个目标不是治病，也可能不是学习，而是孩子在情绪行为方面的不同。变得更好还是更好还是更糟糕由孩子决定，基本上孩子都会选择变好。

我们让孩子观察行为改变对父母的影响，同时又让父母把观察观察到的情绪变化告诉我们，在和家庭讨论这些变化时，孩子得到心理满足和正面鼓励。如果心理医生只关心孩子的症状，倾力训练孩子应付焦虑、恐惧的技术，或为她设计行为脱敏治疗或暴露疗法，以为孩子挣脱社交恐惧一切都会万事大吉，这样的心理医生只有算半个心理医生。

----节选自李子勋《家庭成就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