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验证过程模型（萨提尔）

人性验证过程模型The Human Validation Process Model（萨提尔）

人性验证过程模型，本质上是经验的，它强调治疗师和家庭成员的合作，通过释放被视为每个家庭所固有的潜能以达到家庭系统的良好性（Srair & Bitter, 2000）。这种疗法强调清楚、一致的沟通以维持一个平衡的和支持性的家庭系统；而且，如果所有的家庭成员要作为个体和功能良好的系统的一部分而成长，则自尊的建立被认为是必要的。对这个模型而言尤为重要的是——对所有经验治疗方法都是如此——一个富于爱心的咨询师的个人投入，通常通过自我暴露，以他（她）自己的诚实和自发性情感进行示范。更特别的是，治疗师作为一个有必要时给予支持和帮助的人，鼓励家庭成员发展一个直接表达感情的过程，在很多情况下学会改变根深蒂固的规则，这些规则不鼓励、有时候阻碍了家庭成员在情感水平上应对彼此。

代表人物 V·萨提尔（Virginia Satir）在家庭治疗运动历史上的中心位置在本书的前面已经提到过几次。20世纪50年代的家庭治疗运动的创始人中，萨提尔在以白人男性占优势的精神病学家中，以女性和社工的身份具有自己独特的地位。事实上，她可能先于大部分男性同行开始家庭治疗，据报道她在1951年首次进行了家庭治疗，并于1955 年在伊利诺州立精神病研究所中提供了首个家庭治疗的训练项目（Srair，1982）。几年后，她获悉在加里弗利亚州的帕罗.阿尔托有一个团队正致力于家庭研究（Vateson, Jachson, Haley, &Weakland, 1956）；她与他们进行了联系之后，被杰克逊邀请，帮助他开创了心理研究所（MRI）。萨提尔对训练的兴趣比研究更大，她很快着手演示她的治疗家庭技术，她的努力在她出版第一部描述联合的家庭治疗的书时达到顶峰（Satir, 1964），对治疗师和学生而言这是一本真正的具有开创性的教科书。

在30多年的时间里，直到她1988年去世，萨提尔一直都是一个多产的作家。尤其因为她鼓舞人心的家庭治疗示范而闻名于世（据说数量达400到500 次）。虽然由于她早期在MRI的工作，促使她补充了人本主义的框架和对大量促进成长的技术(感觉意识、舞蹈、体触、团体交流技术)的强调以唤起感受并澄清家庭沟通模式。在她的后期著作中，萨提尔（Satir, 1986）将她的方法确定为人性验证过程模型，在这个模型中，治疗师和家庭通力合作以激发家庭内在的健康成长过程。开放的沟通和情绪的体验是有助于实现最终目标的机制，与此同时，家庭成员在治疗师的带领下，学会承担开放、一致、毫无防御地表达感受的风险。

萨提尔是一个极富号召力的领袖，一个真正的原创者；如果不向她的模型致以敬意，那么任何对于经验式家庭治疗师的讨论都是不完整的。她以一个温暖的、支持性的、亲切热情的、真诚的形象呈现于家庭面前（常常是在示范中而不是预先与家庭的接触中），并怀着人性本善和“爱是治愈的力量”的信念。（Satir & Baldwin, 1983），虽然后一信念使批评者们认为她是太过单纯和过分乐观，她仍然被追随者所尊敬并且深深地感动了她所治疗的家庭。她对来访者所实践的“爱”以及她认为“爱”是实现能力的一个必要条件，是基于她最大程度地促成改变的假设上的。萨提尔假定人们希望的是完整的、真实的、敏感而且彼此真诚的。因此，她寻找并发现了人们身上健康向上的行为背后（Lawrence, 1999）。对萨提尔而言，症状行为是“对误入歧途的适应性的努力”，而不是那个人固有的个性特征（Waters & Lawrence,1993）。有关她基本的哲学假定和治疗技术的概括可以在武兹与马丁（Woods & Martin, 1984）、布拉塞斯（Brothers, 1991）、安德鲁斯（Andreas, 1991）、萨提尔、班门、格伯和哥莫瑞（Satir, Banmen, Gerber UGomori,1991）、萨提尔与比特（Satir & Bitter, 2000）的著作中找到。

症状与家庭平衡  萨提尔关注作为一个平衡系统的家庭。她尤其想确定该系统中每个部分在保持整个单元平衡时所“付出”的“代价”。也就是说，她把个体成员的任何症状看成是成长受到阻碍的一个信号，也看承是与家庭系统保持动态平衡的联系，这个家庭系统要保持平衡就需要其所有成员保持某种形式的成长阻碍和扭曲。

家庭成员的当前症状个萨提尔（1982）提供了“解开由每个人被扭曲、忽视、否认、投射、无助和未发现部分缠绕在一起的网络的最初线索，以便他们能与自己的能力相联系从而以功能正常的、健康的和快乐的方式应对问题”（第41页）。

个人成长与发展 萨提尔相信所有人都努力追求成长和发展，而且我们每个人都拥有充分发挥自己潜能所需的所有资源，只要我们能获取这些资源并学会发挥它们。更进一步，她指出影响人类发展的三类因素：（a）不可改变的遗传天赋，决定了我们的生理，情绪和气质潜能；（b）纵向的影响，即在成长过程中学习得的学习结果；（c）持续的身心交互作用。

纵向的影响是指出生以来学习的综合，它尤为重要。这里，萨提尔强调儿童对最初的生存三人组（父亲、母亲、孩子）的经验是自我同一性的基本来源。成人自我价值或自尊源于三人组建设性对破坏性的交互作用的经验的相对比例。儿童也学会解读双亲的信息；语词、语调、接触、脸色差异都对塑造未来的成人沟通模式起作用。

另一个个体成长中的重要因素是心灵、身体、感受三者的结合。身体部分常常具有隐喻意义；各个部分常常有个体赋予积极或消极的价值。有些部分受个体喜欢，有些部分不被个体喜欢，有些部分需要唤醒。在萨提尔所称的一个治疗性的部分会谈中，治疗师鼓励来访者意识到这些部分并学会用一种“和谐而整合的方式运用它们”（Satir & Baldwin, 1983, 第258页）。

萨提尔（1986）主张自我（每个人的）的内核包括八个独立但相互影响的成分或水平，它们共同对个人的幸福不断产生影响。萨提尔探究每个部分在个体身上不同程度的力量。在开发个体的丰富潜能的过程中，她力图在以下提到的一个或多哥水平上工作：

生理的（身体）

智力的（思想、逻辑、事实加工、左脑活动）

情绪的（感受、直觉、右脑活动）

感官的（听觉、视觉、触觉、知觉、嗅觉）

交互作用的（自己和他人之间的我—你交流）

背景的（色彩、声音、光线、温度、活动、空间、时间）

营养的（固体和液体的吸收以供给能量）

精神的（个体与生命意义，灵魂、生活力量的关系）

正如已经指出的，萨提尔相信，如果她能够帮助他们利用自己的潜能来滋养自己，那么所有人都拥有他们积极成长所需的全部资源。建立自尊，增进自我价值，扩展意识，暴露并校正家庭沟通方式中的差异，这些都是当萨提尔目力帮助每个家庭成员发展“幸福感”并尽可能变得“完整”所处理的问题。家庭成员能够确认并实践新的可能性的程度决定着他们将变化融入家庭生活中的可能性。在成功获得家庭弹性的同时，家庭成员将会发现新的解决委问题的方法。

家庭角色和沟通风格 萨提尔坚持认为家庭沟通的方式反映了其成员的自我价值感。功能失调的沟通（间接的、不清楚的、不完整的、没有澄清的、不准确的、扭曲的、不适当的）是功能失调的家庭系统的特征。萨提尔影响深远的贡献之一在于她简单的、但并不过分简单化的沟通风格的分类，在应对压力时尤为明显。她坚持说，在这种条件下，一个人与另一个有关系的人的沟通方式是五种方式之一（Satir,1972），这些风格通过身体姿态和身体语言表达的内容与通过言语表达的一样多。这五类分别是：（1）讨好者。表现为软弱的、试探性的、自我贬抑，总是赞成、道歉、试图迎合。（2）责备者。表现为支配、一成不变地找别人的不是、自以为公正地指责他人。（3）超理智者。采取一种僵化的态度，象机器人一样，疏离、沉着、冷静、保持理智控制同时确保不要情绪卷入。（4）打岔者。使他人注意力分散并且看上去不能与任何进行中的事物相联系，害怕因表明自己的观点而冒犯或伤害他人。（5）表里一致者。只有（5）看上去是真实的，真诚表达的，在恰当的背景下尽职地传递直接的信息（不是双重束缚的或其它混乱的信息）。

这些风格的各种组合存在于大多数家庭中，比如：以一个责备的妻子、责备的丈夫和一个讨好的孩子三人组为例：“正是学校，它们不再教任何东西”；“正式孩子在街上学到脏话的”；“那就是你教她的方式，她就像你一样”；“我会试着做得更好爸爸。您是绝对正确的，我明天就不再看电视，去图书馆学习……把碟子放在那里，我明天放学后就会西干净的”。在一对责备型/超理智型的夫妻中，妻子可能抱怨得很厉害：“我们几乎不再做爱；你对我不再有感情了吗？”丈夫可能冷漠地回答：“我当然爱你，否则就不会和你结婚了。可能我们对‘爱’的定义不同。”在一对超理智的夫妻（“今晚我们明确地讨论一下为什么你在数学方面有这么多的困难”）和一个打岔型的孩子（“现在我该去洗澡了”）的交谈中，什么也没搞定或解决；压力即便没有增加也仍然存在。表7.1列举说明了萨提尔的功能失调家庭沟通的四种模型。只有表里一致的个体在压力下才能维持自尊，确保他（她）的内部感受与清楚而直接的外部沟通和行为相匹配（Satir & Bitter, 2000）。

萨提尔坚持认为这些角色本质上是那些痛苦的人用以避免暴露自己的真实感受的必要姿态。因为他们缺乏能使他们成为自己的自尊。讨好者担心如果提出自己的意见或以任何独立于父母或配偶的方式来行动就会有不被赞成的风险。责备者也有感到受了威胁，为了掩饰自己空虚、无价值、不被爱的自我而以攻击作为反击手段。超理智的人只有保持一段距离才有安全感，他们依赖于自己的理智以避免承认他们也有感情和容易受伤。打岔者（常常是一个家庭中最小的孩子或家庭宠儿）只有通过表现出可爱和无害才能获得赞同。萨提尔是一个温暖的、关心人的、支持他人的、但也能无畏地坦白的人，她总是努力促进家庭成员之间直接对话，鼓励他们在沟通中保持一致，无条件地使语言与感受相匹配，与身体姿势相匹配。

“种子”模型在萨提尔主持的工作坊中，他常常呈现良种相反的世界观，她称之为“威胁和奖赏”模型以及“种子”模型。前一模型中的关系假设了一个层级中一些人为另一些人确定规则使其无条件地接受。该层级建立在权力者坚持终生的角色上。虽然那些处在顶层的人并不一定有恶意，但他们的行为却制造了那些感到软弱并且自尊心很低的人。不论该模型是建立在性别还是较低社会地位的基础上，“威胁和奖赏”模型都期望服从。不副的代价就是内疚、恐惧或拒绝。憎恨和敌意感也很普遍，有些人甚至有绝望感。

在“种子”模型中，是人格而不是角色决定同一性。而且每个人生而具有可以被充分发展的潜能。虽然角色和地位差异是存在的（父母—孩子，医生—病人），但他们之间的关系仅仅是在特定的背景中定义的，而不是以脱离这种背景以外的永久地位或角色差异为基础的。在种子模型中，改变被看作是持续的生命过程和成长的机会。萨提尔是种子模型的极力倡导者，坚持只要有合适的养育条件，儿童就如种子一样，能长成健康的成人。

家庭评估和干预 萨提尔努力帮助人们形成良好的自我感觉，这常常源于她不受限制的、乐观的生活态度。她倾向于根据家庭成员日常功能及彼此的情绪体验来治疗家庭。她通过帮助他们重新运用其感觉和能力，来接触并接受他们自己的真正所感，从而教会他们进行表里一致的沟通。借此她帮助个体（和家庭）建立其自我价值感：她拓展了做出选择并使人际关系发生改变的可能性（Bandler、Ginder & Satir, 1976）。

由于萨提尔相信人类具有发展所需的所有资源，所以她把自己的干预指向帮助家庭获得保持其潜能的机会，然后学会回运用潜能。这是一种促进成长的疗法，在这个疗法中她鼓励人们去冒任何必要的风险以把握自己的生活。在治疗进程的早期，萨提尔会以老师的身份给家庭介绍一种新的语言，帮助他们了解其沟通“差异”，阻止各种反复出现的行为序列——那只能使家庭成员陷入前面所提到的那种不一致的家庭沟通风格。

萨提尔的主要才能在于她是一个治疗师和训练师而不是一个理论的建立者或研究着。虽然她的概念（自尊、家庭痛苦、家庭健康）常常失之精确，但她要求自己的写作风格中具有可理解性，这与她渴望清楚和直接的沟通相一致。她是一个精力旺盛的、照顾人的、有同情心的、脚踏实地的、相当有洞察力的人，从首次会谈开始就以权威者的姿态介入一个家庭。她讲话简洁而直接，对自己的家庭治疗工作保持连续的记录，力图将自己的沟通技巧传授给家庭成员，然后依据其所教授的规则来安排成员间的交流。在以下她的早期有记录的案例中（Satir, 1967），父母及其孩子，乔尼（Johnny, 10岁）和派蒂（patty, 7岁），一起参与会谈；乔尼是被认定的病人，他在学校有行为问题。萨提尔想要澄清每个成员对治疗抱有怎样的期望，为什么他们会来治疗。请注意，她是怎么样设法帮助家庭成员。（a）通过让每位成员表达自己的意思来认识到彼此的差异；（b）接受分歧以及关于相同情形的不同观点；重要的是（c）说出他们的所看所感以便使他们的不同意见公开表达出来。

乔尼：妈妈说我们要谈论家庭问题。

治疗师：爸爸怎么说？他是否告诉你相同的事？

派蒂：没有。

治疗师：爸爸怎么说？

派蒂：他说我们要坐车出去兜风。

治疗师：我明白了。你从妈妈那里得到一些消息，又从爸爸那里得到一些消息。你呢，乔尼你从哪里获取信息？

乔尼：我不记得了。

治疗师：你不记得谁告诉了你？

母亲：我想我没对他说什么。让我想想，我猜他当时不在身边。

萨提尔你呢，爸爸？你对乔尼说了什么吗？

乔尼：派蒂说我们要去见一位和我们家有关的女士。

治疗师：我明白了。那么你是从你妹妹那里得到信息的。反而派蒂从妈妈和爸爸那里得到了明确的信息。（她立刻询问了父母还接的他们说了什么）

治疗师：那怎么样，母亲？是否你和爸爸能够一同解决这个问题——你们要对孩子说什么？

母亲：你知道，我想这就是我们的问题之一。他与孩子们一起干而我一个人做。

父亲：我认为这事并不重要，不必担心。

治疗师：在某种意义上这当然是个问题。但你们知道，我们可以利用它发现信息如何在家里被理解。我们对家庭所做的事情之一就是搞清楚家庭成员是如何沟通的 ——他们如何清楚地理解彼此的信息。我们将要看到妈妈和爸爸如何劈刺一致以便乔尼和派蒂能够得到明确的信息。（稍后，她向孩子们解释了他们家为何来见她）

治疗师：好，接下来我要告诉你们为什么妈妈和爸爸到这里来。他们到这里来是因为他们对家里发生的事不高兴，因此他们想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使每个人都能从家庭生活中得到更多的乐趣。（Satir, 1967, 第143—145页）

在这个简短的摘录里，我们还可以看到萨提尔致力于使每个家庭成员都建立自尊，并强调每个人都是独特的，而且具有毋需他人（如父母）回应而表达自己观点的权利。她让家庭知道治疗进展到哪一步，从而使他们知道当他们共同工作时可以期待什么。萨提尔是温暖而关心他人的，有着强烈的人本主义价值观，她强调家庭关系中亲密的作用，视之为所有家庭成员成长的载体。对萨提尔而言，一个健康的家庭是成员能够寻求他们所需的场所，是需要得到满足、个性得以健康发展的场所。功能失调的家庭不允许有个性，而且其成员不能发展自我价值感。如果双亲给彼此的信息及给孩子的信息不一致或混乱，那么待际间的家庭沟通起来很糟糕，并导致起孩子产生低自尊感。

在一项早期的技术中，萨提尔以编制家庭生活事务年表开始家庭治疗,编制年表是为了通过描述家庭发展中的关键元素（从最老的祖父母的出生开始）来了解家庭发展的历史。她的目标是迫使家庭成员考虑典型的家庭模式，尤其是考虑那些形成发展发系的基础的相关概念。

虽然她同意威特克的观念，即治疗师在处理家庭时应运用其自我，但威特克的方法更倾向于反映他的心理动力学的背景，而萨提尔的方法则显示了她受到卡尔•罗杰斯（Carl Rogers）及致力于自我完善和自我实现的人本主义运动的影响。萨提尔认为治疗师必须是一个在必要时能帮助他人的人，他向家庭表明怎样获得改变，怎样触及自己的感受，怎样倾听他人，在不明了他人信息时怎样要求澄清，等等。通过她温和、富同情心的、务实的提问，萨提尔使父母也许是第一次倾听孩子们的陈述和意见；她也帮助孩子们明白父母的观点和行为。最后，通过这个反馈过程，表里一致的沟通取代了最先提到的责备、讨好、超理智和打岔的家庭沟通风格。

家庭重建 萨提尔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发展的另一治疗创新是家庭重建。它试图指导来访者放弃源于其原生家庭的功能失调模式。该技术融合了格式塔治疗、指导想象、催眠、心理剧、角色扮演和家庭雕塑等多种元素[正如前面所指出的，家庭雕塑是指摆出家庭成员的典型姿态，借此代表在某个特定时刻（比如祖母死后）家庭成员对家庭的看法]。其理想是摆脱不合时宜的家庭规则并放弃早先的错误概念。家庭重建是一个使家庭成员经历其生活中某一特定阶段的过程，它既可用于家庭上，也适合用于团体治疗中（Nerin，1986）。通过多代际戏剧的再演绎，家庭成员借机重新找到他们的根，并在此过程中可能以一种新的视角来看待旧观念，因而改变根深蒂固的观念、感受和信念（Nerin，1989）。

一般说来，家庭重建有三个目标：（a）揭示家庭成员旧有认识的根源；（b）使他们形成有关其父母人格的更现实画面；（c）为成员发现自身的人格铺平道路。在处理家庭问题时，如果几乎不能接触到真正的原生家庭，那么据说该技术特别有用。

在一个团体治疗场景中通常有足够的成员，以便不同的参与者能扮演每个家庭中成员。来访者（这里称为探索者）引出其他人的帮助并使之扮演至少三代的大家庭中的关键角色。在作为引路人的治疗师的知道下，探索者努力解决久存不去的家庭冲突（比如，“治愈”他和母亲间的关系）以重建其过去生活中的神秘部分，带着对过去事件的新认识结束会谈，最终能自由地、充分地发挥其潜能。

指导者引导探索者完成重建，就延续了几代家庭编年史进行提问。如果要使探索者从中所获甚多，那么指导者、探索者和辅导成员之间的信任关系就至关重要。

萨提尔是这样说的，引述如下（Nerin，1989）：

当一个人把人类的生命看作是神圣的，正如我一样，那么家庭重建就成为一种精神和认知体验，正是它将人类的能量从过去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而为发展更加完善的人铺平了道路（第55页）。

先锋网络（Avanta Network）在萨提尔生命的最后十年，她在家庭治疗运动中的影响衰退了，可能是因为与其他领导人物的冲突和她的兴趣转移到改变更大的系统上的原因。她远离了家庭治疗运动的主流。①  当她像一位人本主义家庭治疗的漫游传教者一样持续周游世界时，她被劝说为她的一项独特的技术。在萨提尔的两位同事分析并设计了她治疗家庭的语言风格模型的帮助下（Bandler、Grinder & Satir,1796），萨提尔开始确定自己治疗方法中的关键成分：挑战家庭现行沟通模式中的内在预期；帮助家庭成员一起工作以理解他们自己所需要的变化；为家庭准备新的成长体验；帮助家庭成员学习一种新的家庭应对过程；为他们治疗后继续改变过程提供所需的工具。最重要的是，这些研究者的语言分析表明萨提尔教给了家庭不同沟通所需的实用技巧。习得了这些技巧后，家庭成员将可能更有创造性、更有效地运用他们自己在家庭治疗中发展起的策略来处理任何新的问题和危机。

在产生了世界范围内的影响之后，萨提尔将其注意转向了更大的系统。1977年，作为其人本主义取向的产物，她形成了Avanta（意大利语的“向前”；在这里指“超越、先锋”）网络，这是一个旨在用她的治疗观点和方法训练他人的非盈利性组织。

经管萨提尔在该领域中的巨大影响——人们评价为她是其所在时代中世界上最好的家庭治疗师之一（Braverman，1986）——但今天采用她的家庭治疗方法的追随者数量正逐渐减少。可能是因为很多人一直将她的干预更多地看作是她人格和临床艺术的表现形式，而不是一个可以学习的一套系统的治疗方法，因而难以模仿。她的贡献——对开放和直接沟通的重要性的坚持，帮助来访者树立自尊的努力，对每个家庭能够治愈信念——对家庭治疗的早期发展是至关重要的，也是对较少关注情绪性的多种治疗方法的一个必要的平衡。此外，陈（Cheung，1977）提出，萨提尔强调语言是最重要的，她相信人们具有改变的潜能并能够自主抉择，以及她视治疗师为参与者、促进者等观点可能代表了与当前的社会建构理论的（第十三章）相一致的早期影响。在陈看来，家庭重建类似于叙事疗法，它使来访者有机会重新检验其信念和重建看待过去经验的意义。

①  一件加速了萨提尔的远离的事------根据F·S·皮特曼(Pittman, 1989)的说法，他当时在场------发生于1974年，在委内瑞拉举行的一次关于一本影响巨大的杂志《家庭进程的董事会成员的会议上，在有关家庭治疗的未来方向而与S．米纽钦(Salvador Minuchin)的白热化的争论中，米纽钦批评萨提尔的研究方法是一种基督教式的方法，坚持认为修复家庭功能的爱不止是一种治愈力。而萨提尔的主张则不同，她呼吁她的同事加入到她通过家庭治疗进行的不亚于式拯救人类的正义行动中来。那时对所有集会的人而言，米纽钦的立场代表了该领域的发展方向，当这一切变得很明显时，萨提尔不满于家庭治疗的有限任务，于是将其努力指向远离于家庭治疗主流的方向，把她的精力放在了先锋网络和类似的组织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