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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取向治疗」创始人贺琳.安德森的发现故事

发布时间:2017-08-16 15:18:00 点击:
丢掉了白衣,听到了声音
——「合作取向治疗」创始人贺琳.安德森的发现故事

时间是一九六〇年,位于德州的休斯敦气候相当湿热,此刻的贺琳.安德森穿着简单的Tshirt、牛仔裤,毫不迟疑地与案主一起坐到石阶上闲聊、吹风……这座紧邻墨西哥湾的城市,也是贺琳成长的故乡,或许是港湾文化使然吧,街道上,随处可见不同肤色的居民,有一半以上的西班牙人,很多黑人、亚裔人士,以及越南的移民潮……
    有关多元文化的故事,贺琳肯定有太多有趣的故事吧,但我们还是要回到石阶的那个时刻,“空气的流动不同了,我发现案主才是生命的专家,只有他们能告诉我到底发生什么事!”贺琳笑着回忆。“那时候我刚毕业,很多事都不懂,但身上的白衣却成了权威的象征,我必须假装是专家。”直到走进案主的生活中,她看见案主不同于医院的面貌,被医院宣示是“无能”的案主,生活中其实充满各种想法……她也赫然发现,顺应不同的情境,她也不断转化自我呈现,还有思考历程。
    什么是真实的故事?脉络如何影响故事?谁又是“专家”呢?后现代思维在她心中静静地发酵着。

人类天生具有从困境中重生的韧性
    直到一九七O年代,贺琳加入了一个由哈洛.古利辛(Harold Goolishian)为首,由一群治疗师组成的“多重影响治疗”团队。
    “家庭治疗深深地吸引我……”贺琳眼睛发亮地说,这个团体深受各种后现代思潮所影响,我们常常阅读诠释学、社会建构论等书籍,并思考很多治疗性的议题,合作治疗取向的概念慢慢演进。一九八○年代,贺琳与哈洛提出了许多异于传统家族治疗的新观念,引起心理治疗领域极大的回响,她们主张重新检讨治疗中与人的连结关系:治疗只是一种交谈,治疗师应该放弃病症的思维、治疗师应该采取「not knowing」(不知道)的态度、以案主声音为主导的治疗关系……。
    贺琳在《合作取向治疗》书中如此叙述:“我却深信人类天生具有从困境中反弹重生的韧性。是好奇心驱使我不断地与案主、自己、其它治疗师交谈,希望了解治疗失败的原因。”面对不断进出于治疗机构的案主,贺琳有着截然不同的观点与好奇:“有时候治疗师是造成治疗失败的主因,因为我们常常不一小心就和问题及诊断工作,而不是案主。”

听,是小心地聆听,也是带着试验性质地听
    贺琳在她的书中有一段深刻的叙述,贺琳遇见一个瑞典妈妈,有着两个厌食症女儿的忧伤母亲,绝望于找不到重视他们意见的专业人员。她写了一封信给贺琳:
    “请试着倾听我们的女儿,我的女儿常觉得她们的意见不受重视……,请赞美她们,不要羞辱她们,不要公然对她们表现出轻蔑之情。态度要坚定;我保证她们会心怀感激,但不要铁石心肠。请让她们的自尊成长得更顺利。如果她们没有强烈的康复意愿,就不可能复原。……我们觉得他们(医疗人员)有一套理论,不管是否适合我们,就想直接套用在我们身上………。请试着倾听我们的孩子,与他们交谈并非不可能,我们了解某些时候想进入她们的世界相当困难,但是你们必须尝试。努力后就会有收获,而且你们能够赢得她们的信任,然后再获得更多的信任………,她们必须与信得过的人谈话,也就是说,这些人将她们视为有自尊、正义感、诚信及尊严的人。
    请试着倾听我(父母),我们常觉得医生只想听他们想听的话,(我们所说的话)充其量只是被忽略,因为它无趣,或……被视为一派胡言且高度可疑,因为说这些话的人无能而且完全受制于他们的女儿和这个疾病。但我们比任何人都了解自己的女儿。我们了解她们的反应和感受……,我们比任何护士或医生更了解何时能信任她们……”
这封信引发贺琳更多的思考,是否该重新检讨治疗仪式,该将治疗重新回到日常生活里,而不是像是在显微镜下探究、分析、修复它(疾病)的实验室?贺琳非常强调聆听的重要性,她说:「聆听的同时,也必须思考我们究竟听见了什么?听,是小心地聆听,也是带着试验性质地听。」近二十五年谘询经验中,贺琳当然也曾经误解案主的表达,所以她更是强调:“我们必须跟个案学习,因为个案才是最了解自己的人。”
    她认为不成功的治疗,通常是源于治疗师没有真正了解案主的表达,或是在传递理解时不是以案主所能理解的方式进行。有时候治疗师对案主的理解太快且太早熟,治疗师以为了解了,其实并不明白案主我们了解他们什么。

以尊重、人性的态度对待个案,就会产生不同的经验
    “对话可以帮助案主面对两难,即便是面对非志愿性质的案主。”贺琳笑笑说:“面对非志愿案主,别忘了我也是非自愿的治疗师。”
     贺琳说了一个经验,她接触一个社会福利单位转介来的家庭,虐童的父亲一进门就破口大骂:“|我不想待在这里!我是请了很多假来赴约,老板严重警告我,再请假就开除我!如果我被开除要如何付房租?如果我不见了,你们会超级快乐吧!”她静静地听完后说:“我可以了解你的不高兴,如果没工作,家庭一定会面对巨大的灾难。我不知道可以如何帮你应付有关社会工作者对你的要求,但是我想请你帮助我了解,你与社工的互动状况,他是怎么告诉你要过来治疗?……”
     “不评价的态度是最重要的。”贺琳分析,以尊重、人性化的态度对待个案,就会有不一样的经验,案主会发现我并不全然站在社会福利单位的立场,也会乐于回答社会福利单位对他们的影响。同时治疗师也要以不评价的态度面对社工,但通常我们很容易掉入评价社工的陷阱,但他们只是在执行机构赋予的期待。于是她倾向于在与案主对谈前,先与社工对谈了解社工是如何看待自己的角色,并期待我们完成的目标。
     说到这里,我们不禁想起工作坊的贺琳,宽厚的气度隐藏在深深的客气里,她亲自去引领案主进来、依案主的步调对话、让每个案主有同样的对话机会、访谈结束时她深深地感谢案主……从开始到结束,每个细节都体贴到了。于是仅仅几句简单问话,却得以让案主的模样似一潭安静的湖水,缓缓倒映而出,而且形貌愈来愈清晰……
    最后我们忍不住问贺琳,她内在平静的力量缘何而来?贺琳只是淡淡笑说:“我不需要任何仪式,但我进入工作时,就自然地感觉平静。”
    贺琳的回答让我们想起物理界顽童费曼先生的小故事,有一天,一位年轻的物理学家问费曼:“你知道第一个发现彩虹原理的人是谁?”费曼答:“笛卡儿。”费曼随即反问:“你猜笛卡儿为何会注意到彩虹?”年轻的物理学家说了几个假设,费曼都很不满意,最后物理学家问费曼理由为何?费曼静静地说: “我猜笛卡儿是发现彩虹真得很美!”
    发现彩虹的美丽,发现生命的美丽,那是否也是贺琳平静力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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